1907年二月，晚清经学大师、教育家皮锡瑞的《经学通论》成书，同年六月，《王制笺》定稿——第二年，清廷便宣布废除了年逾千祀的科举制度，同年，时任湖南高等学堂讲席的皮锡瑞与世长辞，享年仅59岁。
而且，由于缺乏对儒家义理的研究，邓的新批判愈显贫乏和无意义。邓说：这是我与众儒生在研究学问上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分歧。
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位户籍官去一个村庄登记全体户主的姓名，他询问的第一个户主叫威廉•威廉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也叫这名字，最后他腻了，说：他们显然都叫威廉•威廉斯，我来把他们照这登上，休个假。其二，退一步讲，我们姑且假设中国的问题父亲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社会，我们也应该区分儒家伦理的真精神与变质的儒家伦理。由于荒于概念分梳和澄清，邓并没有理解儒家的孝和忠的真正内涵，如前所言，儒家孝道本身有以义谏亲的内涵，儒家所谓的忠也并非邓所理解的那样是对君国的忠诚，忠的根本涵义是尽己，即尽己所能帮助他人，亦即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它主要讲的是社会交往伦理。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在此，我只想问：难道中国人不需要下功夫，就可以了解中国传统学术吗？邓晓芒肯花数十年来理解康德哲学，为何不愿花十分之一的时间来客观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呢？8四、新批判对西方参照系的误读我们再来检讨邓晓芒新批判最为得意的一点，即他数十年潜心研究的西方文化精神。
这倒让我见识了邓晓芒在涉及其新批判赖于立足的参照系时的狂热和暴戾（序言，页11），这也是邓误读苏格拉底的深层原因。实际上，儒家亲亲相隐的价值取向正是立基于家庭亲情这一本体论的事实，法家满门抄斩的价值取向则根本违背了这一本体论的事实，邓晓芒认为儒法两家都是以家庭亲情来做文章，所以两者没有本质区别，这只能是胡搅蛮缠的皮相之见。康有为甚至有意出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来直接领导中国的新式教育的开展，为传播他自己的主张提供新的制度保障。
况孔子为教育家、为政治家，非宗教家。康有为的思路有两条：第一，通过建立孔教会来处理与教案有关的令朝廷感到相当棘手的问题，并把衍圣公改造成类似于基督教系统中的主教。进入 干春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他认为，儒家思想正是通过教化的作用来建立社会秩序（人道）的。
在这封信中，康有为所论证的内容是为什么新式学堂的学生必须读经、为什么修身课并不能代替读经课等问题。议员们立孔教为国教的提案分歧很大，最终通过了一个附加性的条款，即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
（一）中华民国建立之前的孔教构想康有为思想的早期，在谈到教的时候，他主要是从教化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这里，康有为陷入了无法回避的矛盾：他希望信仰和知识分途，但在信仰一翼不能建立起来的时候，他又试图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容纳信仰的内容。在1895年5月2日所上之《上清帝第二书》和同年5月29日所上之《上清帝第三书》中，康有为都明确地提出了设立道学科的问题。社会上在积极响应孔教会的请愿书的同时，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不仅有政界和知识界的，也有宗教界的，其中议员何雯等对定孔教为国教的反驳最为详备，理由是：（一）中国非宗教国。
二者并行不悖，相资为用。今若以传教自任，因议废孔之事，激导人心，应者必易，又不为政党所忌，推行尤易。[23](P156)为了改变新式教育体系使儒家思想无所依托的局面，孔教会决定在1923年创办孔教大学。与信教自由的宗旨不符合。
但是，民国成立之后，因为蔡元培等新式教育的领导人认为信仰孔教与共和体制和科学精神不符合，康有为又担心新式教育会使人们不再接受儒家，所以他又回到孔教和学校读经问题上，也就是要解决新式学堂和儒家信仰的关系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反对设孔教为国教的想法可能给后来的反孔教者提供了启发。
因此，他希望废弃这个制度。康有为认为，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思想文化已经经历了三大变化。
[11](P38)他们在给议会的请愿书中，继续坚持信仰自由和确立国教之间并不矛盾，以反驳国教会破坏信仰自由的新政治原则的质疑。他说，现在中国社会普遍羡慕欧美，但不知道欧美的发展是政治、物质和教化的并立，而政治与教化则是互相依赖的。原先的宪法中已经有这一条，随意删去恐给人以别的联想，而且在别的宪法中也有类似的做法。虽然一直有人对于科举取士方式提出批评，但这个制度其实并没有遇到真正的挑战。且不用说立孔教为国教，就是《天坛宪草》中关于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一妥协性条款的存废问题也引发了争议。……适当新定宪法之时，则不得不明著条文，定孔教为国教，然后世道人心方有所维系，政治法律方有可施行。
而康有为在另外一部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中，将大量的儒家经典判定为伪经的做法也导致了人们的恐慌。他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是改变考试的方式。
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最初，康、梁的确有机会参与此事，甚至被委托起草大学堂章程。
1898年7月，康有为又提出《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入学折》，他说：中国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后来，他更多地倾向于从西方的宗教范型来规范儒教，这可以看做是以西解中，他的反对者将之视为用夷变夏。
得风气之先的康有为试图以西方将宗教与知识分途的图景来重构儒学的未来。【参考文献】[1]彭光誉：《说教》，卷一，光绪二十二年。吾国自古奉孔教为国教，亦自古许人信教自由，二者皆不成文之宪法，行之数千年，何尝互相抵触乎？今日著于宪法，不过以久成之事实，见诸条文耳。从《经世报》第二卷第五号发布的招生简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孔教大学的大学部设有经科、文科、法科。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能是受到了严复和黄遵宪等人的影响，梁启超开始怀疑设立孔教与政治改良之间的一致性，也怀疑将儒家教会化对社会道德建设能否产生积极的影响。康有为认为，政治的清明需要改良政党政治，而改良的办法包括输入新的知识和崇尚道德。
[24](P833－834)结语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信仰、知识、道德的综合体，因为西方的宗教和科学同时传入中国，也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将宗教信仰与经验科学相区分的思考方式传入了中国。然则将从无教之禽兽乎？[2](P322)对于修身与读经的关系，康有为认为，读经乃是修身之基本，儿童读经，不必太过在意他们是否了解经典的含义，到了成年，其义自现，必然会让国人建立基本的道德信仰，因此，应该让儿童以读经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
他对于科学甚至经济学都有着独特的理解。建立信仰是出于建立国家认同、增强国民凝聚力的考虑，而改革教育制度的目的是培育人才、增强国民的素质，最终的目的是保国、保种与保教。
抑不知孔之所以为孔，且并不知教之所以为教。看上去，改革教育体系似乎并不直接冲击中国的信仰体系，所以，在戊戌变法的所有改革方案中，关于设立大学堂和官书局这样的措施，受到的阻力最小。1912年9月和10月，康有为写了两篇《孔教会序》，开始建构他的孔教理论。而近代教案的产生完全是基于侵略，不是建立孔教会所能解决的。
然而，学校建立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在新式学堂中儒家经典该如何安置呢？张之洞主张在大学里设立富有特色的经学科，因为这关系到中国人的信仰的存续问题。此其为灭孔教之法，诚至捷矣，其如全国人心风俗将何归乎？归之于佛，则出家寂灭，人必难从。
对于教育部禁止中小学读经的做法，康有为多次写信给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主事者，明确表示反对。正是由于儒家所要造就的是君子，因此，作为儒家制度化的核心内容的科举，所要选拔的便不是专门的管理人才或技术人员，而是一种对于儒家的秩序观念有着深刻的认同的君子。
近世文明重人，则人道为重。中国的一些人因为孔子不谈论神而否认孔子是教主，主要是受了日文误用汉字的影响。